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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的一个新切入点
2019年02月25日 14:55 来源:《宗教与哲学》 作者:张志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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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Comparing the Western and Chinese Religious Philosophy with a New Pointcut

  作 者:张志刚

  作者简介: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原发信息:《宗教与哲学》(京)2018年第2018第七辑期

  内容提要:从历史背景和学术氛围来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拉开序幕并延续至今的。因而,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本文所论证的是一种新的学术尝试,即以思想观念史意义上的“西方概念暨宗教观”,作为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研究的“历史与逻辑切入点”。此种学术尝试旨在拓展与深化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特别是中西方宗教哲学比较研究。

  关 键 词:中西文化比较/宗教哲学视野/宗教概念暨宗教观/历史与逻辑切入点

 

  本文力求论证一种新的学术尝试,即以思想观念史意义上的“西方概念暨宗教观”,作为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研究的“历史与逻辑切入点”。笔者以为,这一新的“历史与逻辑切入点”既可推进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研究,也能深化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研究。此种学术立意,主要基于下述两方面的问题意识。

  一 回溯中西方文化传统相碰撞的开端

  从历史背景和学术氛围来看,我们可以说,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拉开序幕并延续至今的。正如汤一介先生(1927-2014)所指出的: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而走出这一时期大概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文化转型时期,文化讨论的内容无疑是“中西古今之争”,这场论争所要解决的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受外来文化,如何创建适应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新文化”。①

  说到“中西古今之争”,确有必要辨析这一概念与“古今中西之争”的联系与区别。在近些年的中国文化研讨中,有些海内外学者援引冯契先生(1915-1995)的著名观点,即把“古今中西之争”称为中华民族自五四运动以来所遇到的“大问题”,如杜维明先生在谈到“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问题时就重提了这一观点。②从原初文献来看,冯契先生是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视角来提出这一论点的,主要出处为《古今中西之争与哲学革命——兼论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和规律》和《中国近代哲学史》一书的“绪论: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③。在该绪论中,冯契先生较为具体地指出:

  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解放,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奴役?一百多年来的志士仁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前仆后继。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且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引导我们这个民族走上自由解放道路。④

  我们应该承认,冯契先生的上述论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主流理论背景下是颇有学术见地的。然而,就当下我们所关切的“中国文化自觉”——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而言,若能从“政治思想史的叙述思路”转向学术视野更为开阔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与中西文化传统比较研究,笔者认为,“中西古今之争”较之“古今中西之争”的提法,或许能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前述“中国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问题及其文化讨论内容”。诚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丁守和先生(1925-2008)所言:

  中国近代思潮是集“古今中外”于一体。它们互相影响、相互渗透、互相冲突和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潮的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

  (中国)近代思潮中的所谓“古今中外”,实际上主要是“中外”即“中西”的问题。中国的思想文化包括“古今”两方面,近代的新思想就是学习西方而产生的,因而和中国传统的旧学发生冲突。所以,新学与旧学之争,主要是西学与中学之争。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和结构,仍然是儒学占统治或主导地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打开了中国的壁垒,冲破了万里长城,西方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即所谓西学东渐,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逐渐发生变化,乃至根本性变化。⑤

  自鸦片战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尽管在百余年的“中西古今之争”里,海内外华人学者对于“中西”“古今”两对概念持有大量不同的理解、解释甚至偏见⑥,但丁先生的前述辨析颇有历史感地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中西古今之争”直接起因于西方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强烈冲击,故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引发“中西比较及其争论”,进而才会爆发“古今比较及其论争”。关于这一点,同为历史学家的何兆武先生表达得更直截了当: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学与西学之争是不断的。中学与西学之争是怎么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觉得自己原来的那套东西不行了,要改革,就反思……⑦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可谓学术探索的不二法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如此。既然上述扼要的历史考察表明,所谓的“中西古今之争”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反映为“中学与西学之争”,或者说,“中学与西学之争”乃是这场争论的主要症结所系,那么,我们今天能否重新树立文化自觉,着眼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开阔视野,将以往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即回溯中西方文化传统相碰撞的开端,以求从二者相冲突的历史起点来逐步反省二者相磨合的思想观念史历程呢?

  这里所说的“中西方文化传统相碰撞的开端”,就是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及其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虽然中西方文化、宗教与哲学的交流由来已久,如唐代景教的传入、元代也里可温的传入等,但国内外研究者大多认为,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及其引发的“中国礼仪之争”,尤为值得重视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传教士自明末踏上中国土地,并不简单意味着中国人又接触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如果把天主教理解为当时仍在欧洲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与文化传统,那么,它的传入则可视为中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第一次相遇、碰撞、冲突与磨合”。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者早就有所认识。

  在中华书局1934年印行的《中西交通史》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向达(1900-1966)有如下数段论述:

  中国自万历以后,西洋教士东来,布道开教,西洋的各种学问,也陆续传入中国。明清之际的西学,虽未能即植根基,而有待于后来,但是在中国文化同中西交通史上,自明万历至清乾隆的二百年间,实是很可纪念的一个时期,中国后来之维新运动,虽谓为萌芽于此时,亦无不可。同时这些西洋教士东来,其中有不少的人仍归故国,有不少的人则以东方的消息传布乡邦;东方的物事也有不少传到欧洲。在十八世纪前后,欧洲正是浪漫主义的时代,冥心遐想于异国奇物。东方的中国遂在这一个时代形成一个波澜,其动人心目,正不下于明清之际的中国呢。

  利玛窦之东来,于基督教复兴而外,还有一点更重大的意义,便是西洋学术之传入……到了明朝隆万以后,利玛窦诸人,不仅是重莳宗教之籽,并且也开了一小朵学术之花。这不仅对于中国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就中西交通史的全体而言,也算是开振古未有之奇局。

  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的西洋教士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寄回本国的很是不少。最初是利玛窦曾将中国的“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艾儒略说:“国人读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不迷于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而柏应理于一六八二年回欧洲,曾以教士所已华文书四百册呈献教皇,这种数目真是不少。教士所著论述中国的人的也自很多。这一种东方哲学和风俗的书籍在十七、十八世纪唾弃旧日的严肃而梦想奇境的时候传入欧洲,自然要引起一番影响……⑧

  如果再来研读其他前辈学者的相关论著,我们能得到诸多可与上述说法相互参照、互为充实的论断。例如,张星烺(1881-1951)、何兆武、汤一介等先生指出:

  利氏实为外交家,其在中国传教成功甚大,留印象于中国人甚深……利玛窦输入西学之功,亦可推为首。著书有《天主实义》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辩学遗牍》一卷,《几何原本》六卷,《交友论》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

  在欧化输入中国之初期,教士之功,诚不可泯……今代教会中人输入欧化于中国,虽已让首功于中国留学生,但输出中国文化于欧美,著书立说,使欧美人了解中国事情,仍常占第一位也。⑨

  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应该以明末清初为其嚆失。这场传播的媒介者是天主教(旧教)的传教士,全部来自西欧大陆。其后经历了“礼仪之争”而有一个较长的间断期,直到19世纪中叶,西学二度传入中国。这第二度西学东来的媒介者主要是新教传教士,绝大多数来自英美两国,故其背景与上一次颇有不同。⑩

  今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进程。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11)

  如上所述,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不但是中西方文化传统相碰撞的开端,而且可谓“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渐”的真正起点。关于探讨这一段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学术价值,享誉国际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 )深有体会,他长期积累的研究心得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是颇能给人以启发的,不过我们要意识到,他的如下论断带有浓厚的西方汉学背景:

  中国社会与希腊-拉丁和基督教的西方,在一切领域中的传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触及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研究中国于明末最早与西方交流时在中国引起的反应。事实上,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这样一来,欧亚大陆那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在历史上首次开始了真正的交流。这些远来的番夷人士以及传入的一切新鲜事物受到欢迎的方式,他们亲口叙述的有关中国人和中国的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传教士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人接受他们自己的宗教归化,坚信中国人也会信仰基督教的真谛和普遍价值。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本身也就说明,任何一种宗教都与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文明的政治、社会、伦理和哲学之间,具有密切的和无数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从这些最早交流的分析中可以汲取的基本教益。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理解使中国和西方文明有别的地方。自明末以来,中国和欧洲都取得了重大发展,但现状从来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想要理解现状的人就不能完全回避过去。(12)

  然而,要想从上述双重意义的“开端或起点”来展开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研究,特别是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尚需弥补以往研究中被大多数海内外学者所轻视乃至忽视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这就是明末清初的欧洲传教士所输入的“西方概念暨宗教观”之于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潜移默化的广泛影响。这一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研究环节便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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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志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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