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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怎样互易位置 ——周山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演讲
2019年02月19日 10:19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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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因何而起?文化价值究竟如何?学术界多有研究分析却莫衷一是。在众多研究中,人们忽略了一件无须争议、完全说得清楚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地域性。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翌年改名《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标志,创办人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后,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瞿秋白、周作人、茅盾、沈尹默等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一篇又一篇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檄文,形成一股富有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思潮。

  这些新文化思潮的引领者,除了李大钊,均为安徽、江苏、浙江人。李大钊是河北人,但他的新思想引领人是江苏南通人白雅雨。1908年,白雅雨受聘于北洋政法学堂。在此学堂读书的李大钊,深受白雅雨的新思想影响,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1年,白雅雨与孙中山南北呼应、组织起义,任北方革命军参谋长。

  今人说起“两河文明”,就会联想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其实,世界上还有一处“两河文化”,那就是黄河、长江滋润下的中华文化。西亚的“两河文明”早已消亡,从而被冠之以“古文明”;中国的“两河文化”从未中断前进的步伐,故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都是长江下游文化圈中人?这个问题,可以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文化圈的角度来寻找答案。

  “两河文化”各自表达,携手造就中华传统文化巅峰

  中国的“两河文化”,因为两河之间地域辽阔且曲折绵延数千公里,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特征明显的两大文化区系。它们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交流与互补,汇成了相融互补又各自表达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两河文化”的标识:龙与鸟。

  考古发现,最早的龙是位于黄河以北的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距今有五六千年。成书于3000年前并一直流传至今的《周易》,首卦《乾》的爻辞中,更有“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的系统表达。在黄河流域地下发掘出世的商、周青铜器上,龙的塑形也随处可见。具有三栖特征的龙,逐渐成为黄河文化的形象代表或者说文化标识。

  依托黄河文化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也愿意将自己打扮成为龙的化身,居住之所称作“龙庭”,坐的椅子称为“龙座”,穿的衣服叫“龙袍”,开颜一笑是“龙颜大悦”。到了清朝,旗帜上更是直接绣上青龙,流通货币上也是龙的图案。

  在长江下游,地处浙东的河姆渡村区域出土了距今六七千年的大量鸟形玉器;在长江上游,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金、玉、铜的鸟形塑物也被大量发现。三星堆遗址里,鸟文化气息更是浓郁,不仅有人身鸟足、鸟首人身的青铜塑像,而且连人的眼睛也都是细长的“凤目”,以至于有人将其与“波斯人的眼睛”联系在一起,认为发现了“南丝绸之路”。四川成都市区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鸟文化的浓郁气息,一枚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尽显4000年前巴蜀地域鸟崇拜的文化特征。

  第二,“两河文化”的轴心:齐鲁文化与荆楚文化。

  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区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进入成熟期,各自形成了一个轴心之地。

  黄河文化的重心,呈现自西向东的发展趋势,随着西周王朝的建立,在封地最大、最为富庶的齐鲁两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终于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齐国的稷下学宫,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汇聚天下学者展开百家争鸣的场所。

  几乎在齐鲁文化形成的同一时期,长江文化圈自西向东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同样异彩纷呈、影响深远。其中,荆楚文化可视为古代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

  第三,“两河文化”的代表:孔孟与老庄。

  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鲁国思想家孔丘首开私学风气,形成了一个儒家群体;继之,从儒家队伍中孕育出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孟轲??浊鸪獭叭室濉?,孟轲接着说,儒学由此成为黄河文化的灵魂,孔丘成为“圣人”,孟轲成了“亚圣”。

  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也相继诞生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是老聃,学问广博,孔丘曾向他问礼、问道,以“无”为本;另一位是庄周,做过漆园小吏,追求自由,主张平等。老庄思想,成为长江文化的灵魂。

  老聃在函谷关作以“无”为本的急就章,然后骑着青牛飘然西去,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均为有“学”而无“家”,却被后人冠以道家创始和代表之名。其间区别,尚需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第四,“两河文化”的核心理念:相濡以沫与相忘江湖。

  《庄子》中有诸多关于老子和孔子之间的对话,基本上是孔问老答,唯有一处是“孔子语仁义”,大概孔子认为自己在仁义方面有专攻,因而向老子讲述了自己的看法??衫像跛坪醪⒉辉尥鬃拥娜室逯?,转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font>

  短短23字的寓言,形象地表达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不一样的核心理念:孔子倡导“仁义”,后来的儒家又添入新的内容,进而形成仁、义、礼、智、信的“五行”学说;老子倡导“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顺应自然理念,庄子进一步主张个体应该像大鹏鸟一样展翅高飞、自由发展。这两种理念对此后“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作用。

  两河文化的差异性,在唐代汉传佛教的主流禅宗内部,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冲撞,由此形成南禅与北禅两宗。禅宗五祖弘忍晚年选择衣钵传人时,首席弟子作谒“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擦拭,莫使惹尘?!?,另一弟子惠能作谒“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前者基于孟子的人性本善以及通过修养渐渐恢复本性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黄河文化印记;后者源自老子以“无”为本的理念,具有明显的长江文化印记。

  “两河文化”的各自表达,并无优劣对错之分,携手造就了禅学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巅峰。

  在传统儒家思想主导下,“不变”一次次压制“求变”

  自宋代以降的近千年封建社会中,重大的变法有五次。从五次变法中,可以感触到“两河文化”的“求变”与“不变”。

  宋朝有两次重大变法。

  一次是庆历变法,主事者是苏州人范仲淹,支持者是江西吉安人欧阳修。

  宋朝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代逾70年,积弊日深。仁宗初政,范仲淹上书《救弊八事》,指斥时政以致得罪权贵而被降职。

  庆历三年,被重新起用的范仲淹再次向朝廷提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

  在十大改革中,列于第一位的是“明黜陟”,改变原先官员任期届满后一律升迁的惯例,视情节轻重及政绩优劣决定是否升迁。

  名列第二位的是“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即便高等第的进士,也需担当一任官职并经考核优秀者才能担任。

  改革举措还包括“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

  然而,新政仅实施一年多,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谣言和毁谤声浪中,范仲淹被罢免参知政事,以贾昌朝为代表的守旧派重新执掌朝政。最终,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社会积弊愈演愈烈。20年之后,宋代的第二次社会改良运动又起,主事者为江西临川人王安石。熙宁元年,王安石奉召入京,变法立制,以“理财”“整军”为中心,制定了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远超庆历新政。

  新法推行数年,即于增加国家收入、提高军事实力产生了明显效果,却不免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十余年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名儒司马光为相,彻底废除新法。被称为自先秦商鞅变法以来最大的“王安石变法”,就此落下帷幕。仅仅过了40年,贫弱的北宋王朝便仓皇南迁,开始了苟且的“临安”生涯。

  明代的重大变法有一次,即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

  湖北江陵人张居正,万历年间任内阁首辅。面对“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积弊,张居正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经济方面有“一条鞭法”,吏治方面有“考成法”,都收到明显效果,国库积银及储备粮食足够支用十年,裁革冗员占官吏的十分之三,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使明朝政治有了转机。

  但是,由于改革触犯相当数量官僚、缙绅的既得利益,遭遇了守旧派的强烈对抗。改革进行十年后,张居正积劳成疾而终,反对派立即群起攻讦。最终,这场改革以悲剧落幕。

  清代的两次重大变法都发生在内忧外患的19世纪后期。第一次是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主事者有湖南长沙人曾国藩、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湖南湘阴人左宗棠、福建福州人沈葆祯等。这是一次在鸦片战争之后,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救运动。然而,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以一场惨烈的“甲午战争”告终。

  1898年,又一场变法运动得以掀起,主事者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次变法,在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政治学说,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实施废八股兴西学的教育制度等。由于这些维新举措直接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利益,仅仅100多天便戛然而止。

  上述五次变法改革,主事者无一例外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反映了对封建腐化专制制度的不满。然而,在传统儒家思想居于主导的社会大背景下,“不变”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了“求变”。

  长江文化圈中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擎旗手、弄潮儿

  19世纪末两次变法的失败,渐渐使国人醒悟到: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变革与发展,都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因,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中国的日渐落后以致频频挨打受辱,正是因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旧文化的落后。

  痛定思痛,一股以新文化为旗号的思潮波澜壮阔、惊天动地而来。站在新文化潮头的擎旗手及弄潮儿,几乎都是长江文化圈中人。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刊发一篇又一篇新文化檄文,展示了新文化思潮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核心要义,成为这一时代热血青年最喜爱的读物。1918年,周树人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我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承载着新文化思潮的核心思想;“救救孩子”的呐喊,更是震撼了整整一代人。

  新文化不仅包含对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介绍和吸收,而且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发掘。1917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下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就新旧文化的关系作了这样一番表述:“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最大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和吸收,只是激发新文化运动的外因;中国文化中的矛盾双方,即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易位置,才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内因,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属性。

  由于时代的不同,思想文化的表达方式也因时而异。当年,老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相忘于江湖”的生存方式,庄子向往扶摇而上九万里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的逍遥境界,以及“以道观之,物无彼此”的齐物之论,在新文化的旗帜下被自由、平等这些新名词所替代。由此,新文化运动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的帷幕。

  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而经过五四运动的锤炼,新文化运动又得以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前,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不仅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当代转移,人们似乎还缺少一种文化自觉。

  尤其是在学术界,梳理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本上都围绕儒学(孔孟思想)展开,以至于有人还将那些已经成为糟粕的内容如“三纲五?!钡确钗玺?,却极少提及老庄、墨家、名家等非儒学派中包含的思想智慧。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正确认识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也是纪念五四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者小传

  周山 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易研究会会长。代表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周易文化论》《读易随笔》《周易的故事》《中国学术思潮史》等,发表《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生活》等论文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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